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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序幕——北平和談

2019-08-13 11:41:56 作者:李維漢 來源:中國政協文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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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和談會場

 

  1949年4月,中央指派我參加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同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團在北平進行了20天的和平談判。

 

北平談判

 

  194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以毛澤東1月14日發表的《關于時局的聲明》所提出的八項條件為基礎,于4月1日在北平舉行和談。

 

  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由張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劉斐、章士釗、黃紹竑、李蒸組成的和談代表團抵平。我方首席代表為周恩來,代表是:林伯渠、葉劍英、林彪、李維漢,后來又加派聶榮臻為代表。

 

▲南京和談代表團到達北平

 

  李宗仁雖然公開表示愿意以八項條件作為談判的基礎,但實際上是想保存國民黨的政府與軍隊,占有江南數省,以期東山再起,卷土重來。李宗仁在臺上進行和談活動,蔣介石在臺下則加緊實施在3—6個月內完成大規模擴軍的計劃。這是我們和廣大人民完全不能同意的。因此,談判的焦點是:南京政府是真接受八條還是假接受八條。

 

  談判前夕,張治中曾去溪口見蔣介石。對此,我黨是有警惕的。張治中抵平后,周恩來即當面質問他,指出這顯然是蔣介石仍在幕后操縱。張治中作了一些解釋。

 

  4月6日,新華社發表社論尖銳地指出:雖然李宗仁政府“表示希望參與和平解決國內問題,但是他們和繼續主戰的蔣介石及其死黨一樣,反對人民解放軍繼續前進,反對接受中共的八項條件”,“他們要把反動勢力‘平等’地‘光榮’地保存下來,以為卷土重來的資本”。社論嚴肅地表明了我方的態度,打破了南京代表團的幻想。

 

  為了充分交換意見,4月2日至12日,雙方代表先進行了個別商談。南京代表們一方面與我方代表就一些問題交換意見,一方面還與李濟深、黃炎培、譚平山、傅作義、鄧寶珊等多方面交談。

 

  4月8日上午,毛澤東、周恩來在香山接見張治中,就談判中有關事宜,長談了四個小時。毛澤東談到,為了減少南京代表團的困難,可以不在和平條款中提出戰犯的名字,對南京代表團的處境和困難,也表示諒解。并說,和談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擬,拿出方案后,正式談判就容易了。將來簽字,如李宗仁、何應欽、于右任、居正、童冠賢等都來參加則更好。毛澤東還邀請張治中吃午飯,張得知毛、周昨宵一夜未眠,便辭謝而歸。

 

▲1949年5月,毛澤東在香山雙清別墅

 

  4月13日,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議,我方提出了在八項條件原則基礎上制定的《國內和平協定》草案。周恩來對草案的各條作了說明,雙方進行了充分的討論。我們的態度是:如南京政府真正接受八項條件,那一切都好商量,而是否接受八條,又主要集中在兩個根本問題上,周恩來說:“中心問題是接收和改編。”

 

  關于我軍渡江接收國民黨軍隊問題。南京方面企圖劃江而治。我方則指明,人民解放軍必須渡江接收國民黨政權。周恩來說,今天的革命,再不能像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那樣,由于中途妥協而使反動派最后又得到勝利。因此,要堅持將革命進行到底。南京代表團雖然不能反對渡江,但總希望慢一點。我方指出:慢一點渡江,無異給廣州、溪口以掩護,使之獲得喘息之機。同時我方也向他們表示,在談判期間可暫不渡江。

 

  關于改編國民黨軍隊問題。南京代表團希望雙方軍隊分期分批各就駐在區域內自行改編,這實質上是要保留其軍隊。我方則堅決主張依據民主原則,改編國民黨的反動軍隊。至于改編方法,考慮到國民黨軍隊的出路,提出先依照原編制集中整理,然后再改編為人民解放軍。后來,南京代表團同意改編,但希望將改編劃分為兩個時期,在聯合政府成立前,國民黨所統轄的部隊由他們自己處理;聯合政府成立后,再由整編委員會處理。我方不同意這樣辦。

 

  以上兩條是關系到人民革命能否進行到底的根本問題,是不能讓步的。但是為了盡量爭取以和平方法解決問題,我黨在其他問題上作了許多讓步。在討論協定草案時,南京代表團對草案提出了40余條意見,我方接受了20余條。例如戰犯問題,南京方面是很關心的。毛澤東在4月8日致李宗仁電中就談到:“貴方既然同意以八項條件為談判基礎,則根據此八項原則以求具體實現,自不難獲得正確之解決。戰犯問題,亦是如此,總以是否有利于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決問題為標準。”討論協定草案時,南京代表團對戰犯問題爭得很厲害,主張不要將戰犯問題寫入協定。我方照顧他們的意見,將戰犯分為兩類,對其中怙惡不悛者,應予從嚴懲辦;而“一切戰犯,不問何人,如能認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實意,確有事實表現,因而有利于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者,準予取消戰犯罪名,給予寬大待遇”。除戰犯外,對于國民黨軍隊官兵及國民黨政府工作人員,決議修正案也表示了予以寬大處理的精神,其他各項問題也在認真聽取南京代表團的意見后,作了適當的解決。

 

  談判中,我方代表團還主動向他們保證,若李宗仁政府接受和平協定,我黨將負責同各民主黨派協商,接受他們以及南京政府方面若干人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也參加聯合政府。

 

  4月14日,我受周恩來之托向在平的部分民主人士報告第一次談判的經過以及南京代表團對《國內和平協定》草案的意見,并廣泛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見。沈鈞儒、馬敘倫、黃炎培、譚平山、彭澤民、蔡廷鍇等人先后發了言。他們的意見很集中,認為我方已作出了不小的讓步,《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之寬大已出乎意料,在渡江接收國民黨反動政權、改編其軍隊及戰犯這些根本問題上,不應該再讓步。最后,我將接受了南京政府代表團20余條意見后修改過的《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稿向大家宣讀,大家均表同意。

 

  4月15日,召開第二次正式會議。會上宣布了協定的修正案。周恩來說:這是定稿了。我們總是盡量求取原則上的同意和實施技術上的合理,以便南京代表團說服南京政府,使協定很快簽字,從而推動和平事業的進行。最后他鄭重宣布:談判以4月20日為限期,南京政府是否愿意簽字,須在20日以前表態。南京代表團派黃紹竑、屈武于4月16日攜《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飛南京請示,希望南京政府能接受這一協定。

 

  4月20日晚,我方得到李宗仁、何應欽的復電,不同意在《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上簽字,并反對渡江。21日,毛澤東、朱德發布渡江命令:“拒絕這個協定,就是表示國民黨反動派決心將他們發動的反革命戰爭打到底。拒絕這個協定,就是表示國民黨反動派在今年1月1日所提議的和平談判,不過是企圖阻止人民解放軍向前推進,以便反動派獲得喘息時間,然后卷土重來撲滅革命勢力。拒絕這個協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謂承認中共八個和平條件以為談判基礎是完全虛偽的。”命令一下,中國人民解放軍便全面渡江。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軍發起規模空前的渡江戰役

 

  談判破裂后,我陪同周恩來在北京飯店召集各黨派、團體和民主人士代表會議,周恩來作了《關于南京政府拒絕和談及時局的發展》的報告。與會的馮友蘭等一批教授會后向我們表示:“中共所提和平方案,條件非常寬大,南方人民將更清楚地看到誰是誰非。”并希望人民解放軍早日解放全中國,相信我黨今后能與各民主黨派真誠合作。

 

爭取南京代表團成員

 

  南京代表團大多數人同我黨是熟悉的。他們當中有的人同情我黨(如章士釗),有的人長時間同我黨進行和平談判,并不贊成蔣介石的內戰政策(如張治中、邵力子),有的人屬于地方派系,在國民黨政府中并不得勢(如劉斐、黃紹竑),他們一般是有和平愿望的。我黨既把他們作為談判的對手,同時又把他們作為爭取、教育的對象,并通過他們爭取李宗仁真正同蔣介石決裂,按照八條達成協議。因此他們來平后,我方除熱情接待外,還對他們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正式談判前,我方代表多次與他們個別談話,交換意見。特別是毛澤東,從4月8日起,分別邀請張治中、邵力子和章士釗、黃紹竑和劉斐、李蒸和盧郁文(南京代表團秘書長)談話,使他們思想有了轉變。見了毛澤東后,張治中很興奮,吃飯時,他談到了共產黨的樸素、誠懇、吃苦耐勞、自我批評和虛心學習種種美德,感慨萬端地說:“國民黨的失敗是應該的,共產黨的成功并非偶然。”在這一期間里,他們親眼看到了解放區的新氣象,人民當家做主的情形及我黨干部的優良傳統,很為感動。

 

  4月7日晚,我們為南京代表們安排了晚會,演出了秧歌劇。演出完后,張治中對我方人員說:“真好!站在代表的立場,我不能鼓掌。但站在領會一種新藝術的觀點,我始終是在笑著。我衷心地喜悅,這是我們民族的活力,一種青春的素質在里面。”南京代表中有人還與三輪車夫、飯店茶館店員、大學生中學生談話,深切地感到共產黨的領導是大有前途的。他們承認國民黨的錯誤和失敗,承認今后的國家工作應由共產黨來領導,同意了《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并表示愿意說服李宗仁接受這一協定。在談判桌上,張治中坦然地表示,“國共兩黨的斗爭,到今天可以說告一結束”,“我們應該把眼光放遠些,胸襟開闊些,重新合作”。

 

  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也積極配合做南京代表的工作。和談開始前,毛澤東接見李濟深、沈鈞儒等多人,并將我方的具體方案、文件先與民主人士商量。會議開始后,也將情況向他們通報。李濟深、譚平山、王昆侖、陳此生、陳劭先、朱學范、許寶駒等也多次與南京代表談話。如4月2日,張治中等六人去見李濟深,李向他們說:“孫總理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始終未能實現,而中國共產黨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都做到了。他們與孫總理的主張是一致的。我們做錯了,我們要承認。”張治中等就“中共是否允許其他黨派存在”等問題提出詢問,李一一作了解釋。這些談話,對南京代表團接受《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李濟深還派私人代表朱蘊山、李民欣同劉仲容一起去南京,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

  

▲周恩來與張治中

 

  人民解放軍渡江后,南京方面曾派飛機來接代表團返寧。我們考慮他們回去后的安全問題,挽留他們。周恩來曾于20日夜打電話給張治中、邵力子,說他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主席和他本人,請南京和談代表團同人全部留下;已協議的《國內和平協定》,日后還會起作用;代表團各位,今后還會有貢獻,請他們考慮。周恩來還語重心長地對張治中說:“西安事變,我們對不起一個姓張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了。”于是,在平的南京談判代表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李蒸及其隨從人員開會討論后,一致同意留下。

 

  黃紹竑因攜《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赴寧,解放軍渡江后,他即輾轉到了香港。為了盡最后的努力爭取李宗仁、白崇禧,劉斐于6月抵達香港,并曾秘密去過廣州。8月13日,黃、劉聯合在港國民黨軍政人員龍云等44人共同發表《我們對于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與主張》,堅決擁護中共的領導,同國民黨政府公開決裂。9月,張治中致電新疆的陶峙岳等,對促成新疆和平解放起到一定的作用。

 

  后來,南京代表團的全體代表,都應政協籌備會的邀請,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后都參加了政府工作,對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和談斗爭的成果

 

  自1月1日至4月21日解放軍渡江,和談斗爭歷時近4個月。雖然南京政府最后拒絕在協定上簽字,但這場斗爭卻有著重大的政治影響。

 

  首先,和談斗爭揭穿了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假和談的陰謀,宣傳了我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基本立場及為此而制定的實現真正和平的八條主張,深刻地教育了人民,包括一部分曾經幻想走中間道路的同盟者,從政治上提高和加強了統一戰線。

 

  其次,毛澤東提出的八項條件及《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對于分化瓦解敵人,爭取局部和平解放,配合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行,起了重要作用。在解放戰爭的最后階段,國民黨軍政人員接受和平條件和率部起義者極多,最著名的有傅作義率部20萬在北平接受改編;程潛、陳明仁接受《國內和平協定》,率部在湖南起義;陶峙岳、包爾漢率新疆10萬軍政人員歸向人民,等等。這些,與八條和《國內和平協定》的政治作用是分不開的。記得當年有個說法:八條抵得上百萬軍隊。這樣說是有道理的。

 

  最后談談李宗仁。他由于當時的立場所限,未能在和平協定上簽字,后來遠去異國,這確實是個遺憾。值得欣慰的是,出于愛國熱忱,并在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下,1965年7月,他毅然排除險阻,遠渡重洋,回到祖國的懷抱。周恩來、葉劍英及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人士、國民黨起義人士以及當年南京政府和談代表等多人去機場迎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了李宗仁,與他親切握手,笑談契闊。他參觀、訪問了祖國各地,所到之處,受到盛情接待。在回國聲明中,他說:“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平協議,至今猶感愧疚。”

  

▲1965年8月6日,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茶會歡迎李宗仁夫婦

 

  李宗仁先生最后選擇了葉落歸根、回歸祖國的光明道路,是令人敬佩的。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后,只要對國家和民族的事業作了貢獻,人民都是歡迎的,人民優待他們,也不會忘記他們。

 

  (本文選編自《迎來曙光的盛會——新政治協商會議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作者李維漢,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建國后曾任政務院秘書長、民委主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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